甲午之役后，中国首派11名学生留日，是为1896年。不过，这11名中，有4名数月之后即因各种不适返国。不过，庚子之役后，清廷政策逐渐宽松，中国留日学生也一路大增。据统计，日俄战争前后，中国留日学生竟至8000人规模，此为中国第一次留日潮。
那次留日潮最大的成果就是辛亥革命，日本留学为此次革命培养了干部，拟定了理论。这场革命后，大批留日学生返国，从事军政、教育、文化及工商行业，为数年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人才、思想、理论准备。1915年至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“范式”变革。去年底，笔者在南京查阅那一期间报刊，最深的印象就是语言的变化。新文化运动之中，汉语中新词新概念骤增。今天汉语中常用的抽象度较高的词，求本溯源，很多来自日文。
1978年10月，邓小平访日时曾乘新干线。有人问他感想，邓小平形象地说：“好像后边有人在推”。在日期间，他感慨道：“我们落后了。”那时，他强调要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学习，“要成千上万地派”留学生。那以后，中国形成近代后第二次留日潮。那么，第二次留日潮究竟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呢？不少人可能会回答：“学会坚忍”。
如今，改革初期的那代人已经成熟，新一代留学生又走进日本校园，中国留日学生已占日本外国学生的60%左右。去年，日本政府制定了至2020年接受30万名留学生的计划。今年1月底，法务省决定简化留学日本手续的规则。可以预计，在未来的十多年间，中国留日学生将进一步增加。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，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？110年来，我们一代代前来日本留学，究竟目的是为了什么呢?
前两次留日学人面临的课题，分别为怎样建立近代国民国家，实现经济科技现代化。而在今天，中国已非闭关自守的社会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，在社会硬件之外，更需要建设与发达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伦理与秩序。
笔者觉得，对21世纪新生代留日学生来说，更为重要的是人心的培养。1902年，梁启超在《新民说》中强调的“公德”和“自治”，如今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，建立一种“公共意识”，这是历史赋予这代人留日的任务。
《新民说》中写道：“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，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。”梁启超认为，中国传统教育中，私德教育多于公德教育。在这方面，日本社会“公德”观念值得考察。日本人观念中，在国家与私人之间存在一个比较广阔的公共部分，这个部分为公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例如，日本非常普及的公共图书馆网络、地方市民会堂等，都是全体公民可以利用的空间。日本的铁路系统、便利店，均允许外来者使用他们的厕所，即使他们并非铁路、便利店的乘客或顾客。中国社会需要建立这种公共空间，同时也需要一种与之适应的公共道德。
梁启超强调的“自治”也很重要。清末，中国就曾计划引进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。民国时代，孙中山曾嘱赴日留学生留心考察日本的自治制度。而日本社会更重视培养人的自治习惯。日本从幼儿园到大学，都存在这种一贯的自治教育。学生组织各种俱乐部，同好会，在这些自治组织中实行民主，推举领导，而组织成员心悦诚服遵从团体内权威。
此外，“合作”也是公共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以前，笔者常办中日学生、市民交流会。我发现，在此类活动参加者中，不论日本主妇还是学生，相互配合十分协调默契，往往不用我费心。至于活动结束，他们肯定会将会场迅速清扫干净，不留任何污迹。日本社会存在一种强大的集团主义传统，日本人常常自觉地抱团合作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前两代留日学生，学习的结果是让我们建立了新的文化范式、填补知识断层。而今天，考察日本社会的公共领域，对我们实现社会转型的心理层面具有很大意义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新一代留日学生将会发挥很大作用。(刘迪 日本杏林大学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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